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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厢难求！年夜饭堂食预订火热，预制菜成新宠******

　　“你现在打电话太晚了，捡漏也未必能捡到，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来预订包厢的。”某餐厅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兔年将至，年夜饭预订火了。

　　早在去年12月份，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年夜饭”便已经有丰富的产品上线，而线下门店开放年夜饭预订的时间则更早些，餐饮业普遍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喜迎新春。

　　新京报记者采访多家餐厅了解到，目前很多年夜饭包厢均已订满，可谓“一厢难求”，堂食火热，线上预制菜同样备受追捧，甚至很多餐厅堂食菜品和预制菜均有销售，双管齐下争夺年夜饭市场。

　　一厢难求！有顾客提前一年预订年夜饭包厢

　　1月11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随机拨打了全聚德(双井店)、汤城小厨(合生汇购物中心店)、旺顺阁鱼头泡饼(燕莎奥特莱斯店)、淮扬府·游园惊梦(北京SKP店)等多家餐厅的电话，得知其年夜饭包厢均已经订满，个别餐厅大厅内仍有位置，同时店员建议记者尽快预订，“估计这两天就会全满了。”

　　记者了解到，很多餐厅在除夕夜当天会停止营业，而营业且有年夜饭套餐的餐厅也并不会在这个活动上做过多宣传，大部分是线下营销，给到店消费的顾客做介绍或者发传单。

　　即便如此，预订依然火爆。“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来预订包厢。”某餐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记者摸查了解，每桌年夜饭的堂食价格鲜少低于1000元，普遍在2000元以上(10人桌居多，也就是客单价在200元以上)，预订要交押金，押金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同时需要提前选好套餐、定好菜品。

　　有些餐厅在除夕夜当天是不翻台的，只接待预订顾客；还有的餐厅仅翻台1到2次，包厢只接待预订顾客，大厅只有几桌可以接待非预订顾客，但是店员提醒记者：“如果不提前预订，最好下午四五点就过来，否则大概率没位置。”

　　旺顺阁集团副总裁崔余健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截至目前，旺顺阁鱼头泡饼23家北京门店、5家提督门店分别已预订年夜饭三百多桌，旺顺阁海鲜广场、披云徽宴等几家主打高端宴请的餐饮门店预订一百余桌。旺顺阁鱼头泡饼年夜饭堂食套餐有多款选择，客单价从240元到370元不等。”

　　年夜饭“一厢难求”的情况不局限于北京，全国各地的餐厅均有此类情况发生。

　　1月10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杭州知味观的年夜饭包厢早已被预订满了，“我们做年夜饭已经30多年了，很多顾客吃完今年的就会把明年的包厢预订上，现在我们大厅还有三四桌的余额，其他全满了。” 杭州知味观常务副总经理、行政总厨陈永青告诉记者。

　　据陈永青介绍，杭州知味观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爆满，“每年九、十月的时候，我们的年夜饭菜单就出来了，那时我们会和预订的顾客再次确认一下时间、桌数、菜品等信息。”

　　在年夜饭的准备工作上，由于订单很早就满了，所以可以提前预估出春节期间餐厅所需的菜品量，“我们会提前半个月和供应商联系，提供我们对每种食材的需求数据。也会提前了解员工的返乡时间，做好春节期间的培训和排班表，春节假期上岗的员工均按国家标准发放加班费。” 陈永青说。

　　在年夜饭菜单的设置上，据陈永青介绍，杭州知味观每年都会对菜单进行微调，增加一些市场流行菜，“我们主要根据市场需求做调整，比如现在新杭州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些重口味的菜。”

　　陈永青说：“预计今年杭州知味观年夜饭套餐的销量和去年差不多。”在他看来，疫情期间，年夜饭经济有过一段低谷期，目前处于回升状态。

　　紧抓“年夜饭”机遇 餐饮业稳岗留工、错峰休假

　　伴随着“新十条”等政策出台，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餐饮业强势复苏中。

　　“旺顺阁鱼头泡饼使用有机鲜活鳙鱼，为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已从多个优质水源地预订活鱼25万斤。随着门店生意逐步恢复，召回了一百多名疫情期间离京的员工，也联系了不少小时工、寒假工作为补充。无论是堂食、外卖、外送的年夜饭套餐，还是盆菜、腊味、鱼头泡饼预制菜礼盒，旺顺阁为消费者的年夜饭餐桌做好了充足准备。” 旺顺阁集团副总裁崔余健告诉记者。

　　入行20多年来，胡大饭馆此前的除夕夜都是员工的聚会，并不对外营业，今年有所不同，胡大饭馆将首次涉足年夜饭套餐。

　　谈及做这一决定的初衷，胡大饭馆运营总监张胜滔告诉记者，“可谓是供应与需求的双向奔赴。”

　　从元旦假期开始，胡大饭馆迎来了客流量暴增，“元旦期间，我们的营收比疫情前增长了15%左右，客流量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九成，现在客流量每天都在增长，双休日涨幅更大。” 张胜滔表示：“因为很多老顾客或当面或电话来询问我们这边有没有年夜饭，又加上我们了解到今年除夕夜不营业的餐厅较多，所以也想抓住这次在经营方面的尝试机会。”

　　记者了解到，为了稳岗留工，胡大饭馆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安排错峰休假，今年1月份在京工作的员工按照1.5倍薪资发放，春节还准备有红包。

　　据悉，今年除夕，胡大饭馆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0点至次日凌晨3点，目前已经可以接受预订，一共有4款堂食套餐可供选择，即“堂食年夜饭 5-6人1358元套餐，8-12人1888/2288/2988元套餐，线上外卖以2-4人餐搭配为主。”为了丰富年夜饭套餐的内容，除了小龙虾等经典菜品，胡大饭馆还特意推出了干烧大黄鱼等新菜。

　　张胜滔表示：“目前我们主要是线下推广年夜饭套餐，今年又是首次除夕夜营业，对于那晚的客流量和营业额，我们有着十分积极的预期。”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多家老字号堂食、预制菜两手抓

　　1月9日，高月给家里预订的西贝年货礼盒就到货了，里面是8种预制菜，包括狮子头、猪肚鸡、牛大骨、羊蝎子、烤鱼等等。

　　“我们去年年夜饭吃的就是预制菜，当时我买了12个菜，1000多块钱。今年节省成本，只买了8个硬菜，下单早，活动价才399元，然后再让我妈妈做几个菜就够了。”记者了解到，年夜饭预制菜在去年便已经火爆，今年热度仍在持续，不少家庭和高月家一样，选择了预制菜和自己做菜相结合的方式来操持年夜饭。

　　1月9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从叮咚买菜等平台了解到，在1月2日至8日这周，年夜饭预订迎来首个高峰、预制菜遭抢订。叮咚买菜预制菜负责人欧厚喜说：“以往年夜饭的预订高峰一般在春节前一个礼拜，今年提前了半个多月。”

　　据了解，叮咚买菜已推出“年夜饭预制菜”预订专区，其中，主打家乡味道的传统宴席“八大碗”系列，上线仅半个月，销量便突破10万份；主打营养健康、高端品质的海鲜预制菜也很受欢迎，比如“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被订购5000多份。

　　另外，叮咚买菜联名各地知名餐厅，如上海老饭店、绿波廊、陶陶居、苏浙汇等，推出“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列，一周内已被订购8000份年夜饭。

　　同时，记者了解到，很多餐厅为了抓住“年夜饭”机遇，不仅开放堂食、提供外卖，也上线了自己的预制菜产品。

　　杭州知味观今年便首次推出了年夜饭套餐的预制菜系列，“我们堂食是每桌10人，预制菜主要是为了小群体消费者，准备了2到8人不等的分量，套餐种类不多，主要在我们自己的小程序上售卖，目前销量还不错，每天至少能卖几十套，多的时候有几百套，也算是一个新尝试。”陈永青告诉记者。

　　老字号餐饮品牌全聚德也是堂食和预制菜两手抓。据了解，全聚德已推出“全聚德”“川老大”“丰泽园”三大品牌的预制菜产品，包括毛血旺、小酥肉、酸汤肥牛等菜品。而全聚德今年为年夜饭定制的家宴礼盒中，烤鸭是必不可少的。

　　在线下门店接受堂食预订的同时，海底捞外送推出“开饭了”年货套餐，提供金汤酸菜鱼、川香椒麻鱼等多款年夜饭预制菜。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